深圳东门城管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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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经历了“五一”小长假280万余人次的“洗礼”，昨日，东门又迎来了星期日的汹涌人潮，商铺食肆的老板喜上眉梢，城管队员却愁眉不展。 　　作为深圳闹市的“人气之王”，东门是城管执法难题最集中的地方：乱张贴、乱摆卖、超线经营、烧烤档、流浪乞讨……执法队员最怕周末，因为对乱摆卖、乱张贴等不法或违法行为“管受骂，不管又被投诉”。 现状 　　繁华中的混乱之忧 　　“东门的形象和市场秩序很让人担忧，如果不加大管理力度，这里很难再满足消费者的要求。”东门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觉得，流动摊贩的“无本生意”破坏了东门的经营环境，也存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火灾安全等隐患，随处可见的乞讨者亦“有损城市形象”。 　　东门商业步行街区管理办公室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执法队处理乱摆卖、占道经营、流浪乞讨等非法或不文明行为的投诉达8998宗。一名东门街道城管执法队的队员透露，去年东门执法队的案件总数占整个罗湖区的四成。 　　“垃圾遍地，拾荒人成群，乱摆卖成行成市，喇叭声震耳欲聋。”2007年11月，一名网友在“深圳论坛”中这样评价东门。 　　如今，东门的情况已大有改善。 　　星期天上午10时，东门的商铺早已开门纳客，流动摊贩的摊位也在步行街边一字摆开，各类商品五颜六色，玲珑可爱。年轻人三五成群地蹲在地上细细挑选，时令水果、辣豆腐、烤肉串的香味阵阵飘来。 　　正在逛街的江女士在龙岗工作，周末常乘地铁来东门淘便宜又好看的东西。“地摊上的东西价格更抵，式样也多，一件T恤15元、一双长丝袜10元。”江女士说，买“地摊货”也要承担一些“风险”，“上次在地摊上买的手动缝纫机只用一次就坏了”。 　　东门的店铺商家对流动商贩颇有异议。“我们每月交2万元租金，有些店面月租金6万—8万元，这对我们不公平。”白马服装城的商户王女士说。 　　为了抢生意，一些有店面的商家也把商品摆到街市上与流动商贩一起卖。 　　“地摊上没有的，可以到楼上的店里看。”一名商贩说。 　　虽然东门这里有“平靓正”的商品，但街道确是拥挤不堪。正午时分，街市上的流动摊位“蔓延”到了路边，车辆缓慢爬行，喇叭声伴着吆喝声不绝于耳，逛街的人挪着碎步走。 　　“人太多了，天气又热，被挤得没兴致再看了。”江女士一边说，一边小心地走着，提防刚买的新鞋被人踩到。 　　“追不上”的流动商贩 　　“东门这么多问题，执法人员怎么才能管好？真希望有专家来给我们支招。”罗湖区城管局的欧海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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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东门街道办事处执法队队长陈文发介绍，大运之后，东门步行街人流量与日俱增，尤其是地铁罗宝线、龙岗线接驳东门之后，“每天有几十万人从地铁口涌出来”。据统计，目前街区日均客流量约为50万人次，节假日高达100万人次。 　　东门巨大的人流量使其成为“小广告”的目标。以前贴这些“小广告”的多为中年人，现在多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这些“小广告”贴得特别牢，保洁员用水枪和高温机都得清理很久。 　　而流动商贩也越来越年轻了，“跑得很快”，躲避城管执法的方式也越发“潮”了，“大多使用便于收拾携带的箱子，用自行车载货，并使用对讲机，还有人帮忙站岗放哨”。 　　一段来自东门街道办事处的监控录像再现了执法队员与流动商贩的“智斗”过程：一名商贩接到同伴电话，得知“城管来了”，立刻朝另一街区狂奔而去；一分钟后，10名城管队员才抵达目的地。 　　劝不走的乞讨者 　　“"乱张贴"不是最难解决的，在处理流动商贩和乞讨人员的事情上，城管执法人员与市民最容易出现分歧。”欧海贵说，在人流量较大的时段，城管工作人员的劝服工作基本无效，很难得到市民的理解和支持，围观者纷纷向流浪者捐钱，执法队员被捅伤的事也时有发生。 　　欧海贵说，东门有生活极为困难、自行乞讨的人，也不乏专业乞讨团伙，他们逼迫身有伤残的人展示伤口，借市民的同情心牟利。“我们只能将其劝离，或是征得乞讨人员同意后，通知市民政局流浪人员救助站将其接走，但乞讨人员一般都劝不走，他们大部分都是老面孔了。” 　　一名卖艺老汉告诉记者，他不愿意去救助站，因为“住不了多久就被遣返回老家”，而沿街乞讨的生活比较自由，也有一定的收入。 　　《广东省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规定》对救助的原则做出了“自愿、无偿、公开”的规定。欧海贵说：“他们不愿意，我们也不能强迫。” 　　打不完的“拉锯战” 　　在一家桌子露天摆开的小吃店前，执法队员停了下来。见执法队员到来，服务员立刻收起折叠桌，套好塑料凳，开始清理垃圾，客人也随即起身离开。才两分钟时间，方才食客遍布的场面不再，一切又干净整洁。 　　隔壁一家甘蔗店的老板也在忙活，把挡住行人去路的塑料桶和榨汁机移进屋里。执法队员离开后，不到半小时，记者见到小吃店和甘蔗店的桌椅器具又移了出来。 　　“客人来了，总要有地方坐。城管来了，我们就收；城管走了，我们再摆出来。”一名店家说，这样的“默契”在东门屡见不鲜。 　　“我们追他到街头，他跑到街尾继续摆摊，就是一个拉锯战。”执法队员说。 　　据介绍，东门街道办执法队人手最多时只有75人，实行两班倒，每一班有30多人，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没有执法权的协警。整个东门街道办执法队只有18个公务员，分到步行街的就4个。根据规定，每2个公务员带领一个班。一名秦姓协警透露，由于协管员没有执法权，每次巡查发现占道经营等现象时，商贩都要等到执法员到场才起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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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招 　　得到理解需要时间 　　东门城管怎么办？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解决城管与商贩之间的“拉锯战”？ 　　曾经曝光过城管内幕、被网友称为“城管深喉”的南京城管队员赵阳认为，城管赢得理解需要时间：“我们渴求公众理解，但公众凭什么支持我们？得通过日常工作。” 　　赵阳介绍，南京城管采取的是将执法队员派驻街道的方式，执法队员努力跟派驻街道的店家及居民和睦相处，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使执法队员在执法过程中能够争取更多的理解。 　　“经验丰富的执法队员对乞讨人员是否真的需要帮助会有一个判断，但劝离乞讨人员时常招来老百姓的反感，觉得城管欺负人。”赵阳介绍，一些城市成立了女子城管执法队，效果也不错，“女性相对更加温和，不会有太强的压迫感”。 　　赵阳认为，针对城管执法队员的考评制度也应该有所改进，“一些城市每月对各区城管局进行评比，优秀的给予奖励，后几名要问责，这样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执法队员不顾实际情况追求市容整洁，我觉得市容管理应该切合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不能落后，也不能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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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执法手段 　　赵阳认为，解决“打游击”需要提高科技手段。比如，把小贩违章信息输入电脑，各街区联网共享，“当老百姓当场质问时，可以拿出小贩的违章记录和处罚情况，缓解一下矛盾”。 　　“《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的出台为管理两区交界处的小贩提供了参考。”赵阳说，该条例规定管辖区域相邻的区、县城管执法部门对行政辖区接壤地区流动性违法行为的查处，可以约定共同管辖，这样小贩在交界处“打游击”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进行合理管理 　　“老百姓以为城管只管小贩，其实不然。”赵阳说，但因为流动商贩的数量多、情况复杂、查处难度大，所以人们觉得随处都可以看到城管在管理小贩。 　　“城市这种人类生存形态本来就是从小商小贩开始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长江说，商贩云集，生意做得下去，说明供需双方在市场上是最方便、最便利也是最必要的，“为什么不能建立一个适合流动商贩的市场呢”？ 　　赵阳也觉得，只要加强管理，让小贩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做生意，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的。 　　“小贩的危害是相关部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如果对市场准入、食品卫生和保洁有更好的应对方法，没有必要取缔流动商贩。”赵阳说。 　　多部门齐抓共管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表示，城管被赋予的职权有限，管理好东门商业街区，有赖于整个社会体系的联动。他觉得，在城市管理中，不能简单地以“强势与弱势”来划分人群，“各个收入阶层的博弈，考验着政府的执政水平”。 　　多部门齐抓共管，成为东门管理者与执法者共同的呼声。“我们希望各部门从根源上管管"乱张贴"。”罗湖区城管科的魏明来说，东门的“小广告主”有三类：黑旅店广告、社保卡及信用卡诈骗广告、虚假招聘广告，这些需要通过房屋出租管理部门、**部门和人力资源部门一起来整治。 　　在于长江看来，城管所面临的问题应该由更高的决策者来解决。“我们在商铺的设计与租赁、城市空间的分隔和分配上，存在大量模糊地带，两难处境使得流动摊贩与固定商贩对立了起来，这需要政府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与合理设计。” 　　思索 　　我们需要怎样的城市？ 　　“回到问题的源头，城管的问题背后是城市治理的价值问题。一个城市理想中的样子是怎样的？有小商贩的城市是好的，还是没有小商贩的城市是好的？”于长江认为，解决城管的管理困境不仅需要从技术和执法手段层面进行探讨，还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来考虑：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中国当下真正应该存在的形态，城市为谁而存在，为什么而存在，在这之上，哪些是最重要的价值。 　　“我们不该先入为主地设定城市里不该有流动商贩，乞丐也亦然。”于长江说，要决定一部分人命运时，至少要拿出一个充分的理由，不要从个人的审美观出发，而要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证明他们的存在到底影响了什么，“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应有充分的公众参与和决策机制，商贩也应该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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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管理面对两大挑战：一是城市流动小贩的存在，逐利与便捷的经营方式令他们无孔不入，而城市需要秩序，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对抗关系；二是社会公众对弱势者的同情，当公共权力面对私人权利时，任何公共权力的滥用和对私人权利的伤害，都是公众不能容忍的。 　　对于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乐见公权力的自律和谨慎，我们也期待一个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今天的民众，对前者的要求高于后者。如果硬要公众在高压管制的整洁和无高压管制的不整洁环境之间做一个选择，人们很可能会选择容忍脏乱。好在，世界并不极端。在管制与放任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地带，那就是，文明执法。 　　今天的城管被“妖魔化”，有相当大的原因：执法过程中的过激手段，也就是滥用公共权力，粗暴野蛮执法。在以人为本、民主法制的社会舆论环境下，文明执法，是城管实施管理职能的底线。 　　大部分的流动小贩，在面对城管时，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当，会选择配合，收摊走人。但也有一部分人，知悉了城管的“软肋”，采取不合作甚至对抗的方式，极端的个案是暴力抗法，但这样的人也会付出代价法律有充足的理由和手段，替“受害”的城管讨回公道。城管工作人员要面对的，是自己“受伤”的面子，对于执法者，这样的情形是“受伤”还是“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