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湾地摊经济受到的启迪

lianghaiying

	港澳台三地，台湾是我观光的最后一“站”。在我的印象中，如以画喻之，香港是“油画”，重彩叠色，过于繁丽；澳门是“水彩画”，幽彩幻色，似有冶艳；而台湾则是“国画”，浅彩淡色，显得素雅。 　　在素雅的景色中，我常观望到一道别致的风景线：地摊。 　　我所旅及的台北、花莲、高雄，或在学校围墙边，或在人行道上，或在城区的空地，都可以看到卖家常小吃、衣帽、杂货等地摊。从业者大多是失业人员或低教育人口，也夹有一些退休后无所事事但又想赚点外快的老人。摊贩以低资本金创业，加上无地租成本，开销甚微，如卖衣服者，只要铺上一块洁布，把批来的衣服摊在上面就可叫卖，即便是小吃摊位，除了炊具，也仅是备有一些碗筷碟匙。地摊的东西价廉是肯定的，物呢，也大体尚“美”。路人尽可任意挑选，各购所需。虽说是薄利，但时日久了，摊贩委实也累积了不菲的财富。摊位是流动的，完全是走市场化，哪个地方人流旺，哪个地方就地摊多。台湾媒体称，地摊是“强大的地下经济”。 　　台湾的地摊并不似人们想象中处于“星散”状态，市集颇多。台北的“宁夏夜市”即是一例。暮色降临，一段马路突然热闹起来：各路人马纷至沓来，各类摊位毗邻而居，据说，这里最闻名的是“千岁宴”。我先抄录一段5月2日当地的新闻报道―― 　　“宁夏夜市集合20家、平均50年的夜市老店或摊商，推出古早味组成的''千岁宴''，将在地知名的蚵仔煎、杨桃汁、炒腰花等作为桌宴主角，一天可预约6桌，大受欢迎，目前周五、六、日的预约已经额满到8月下旬。台北市商业处处长刘佳钧说，宁夏夜市很多都是第二代、第三代接续经营，口味得以完整延续；宁夏夜市因为本身响应环保，它的周遭环境、地面就是比别的夜市干净，最重要的是，宁夏夜市摊商凝聚力强，愿意共同营销，''千岁宴''就是最佳例证。”没有预约，我们一行自然没有吃上“千岁宴”，但是，那里的小吃美味可口，别有风味，至今忆想起来，仍会油然生津。 　　就赏心悦目而言，台湾的日月潭、阳明山美轮美奂，自不待言；就理性思辨而言，台湾城市的地摊给我以深刻印象，且伴有些许启迪。我们大陆的城市也有地摊，但与之相比，堪为“小巫见大巫”。曾记得，在计划经济年代，地摊被视为“投机倒把”的不法行为而受到严禁。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地摊，但它仍被社会歧视，政府部门也不主张。在许多地方，城管其实和市容部门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只有取缔权，而没有其他管理权，这就必然导致城管只会做“恶人”――没收、罚款、取缔。自合肥市打出“打造''无摊位城市''”的招幌受到公众抨击后，地摊管理似乎有所松动。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我路经的街市多见各类地摊。尤其是偏离市中心地段的夜间，地摊甚众，商品林林总总，叫卖此起彼落，似给单调的都市平添了几多情趣…… 　　要说地摊从未给台湾政府带来麻烦事，那也不客观。据说，台湾的“商业司”一直对地摊经济伤透了脑筋，担心遍地的地摊会影响市容，过度的干涉乃至取缔又无法解决失业问题，更会引发摊商的对峙，危及稳定。但是，对此又不能袖手旁观，政府不作为自是一种失职。于是，2003年，台湾“商业司”来了个“政策转折”，即：变服从为服务，变管制为自治，要求各地摊贩自己筹设自治会。自治会大体有三点承诺：一，不随意扩大范围，避免浮滥扩充；二，维持交通秩序、环境整洁、社会治安；三，万一政府要拆，要同意被辅导拆迁，不能再抗争。由于摊贩高度自治，这个社会的“小市场”运作有序，无碍政局，也给市民带来了诸多的便利。文明的社会，靠的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三足鼎立。反观大陆，近些年建立和依靠社会组织的呼声日甚，在解决地摊经济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少些政府的干预，多些像台湾“摊贩自治会”那样的社会组织，让他们自治、自律，自我发展？ 　　近闻，山东济南市城管局、市城管执法局成立城管慈善工作站，以占道经营的摊贩特困户为救助对象。在我看来，城管别当“妖魔”，也无须去装“天使”。救助摊贩特困户本不是城管应该做的事，那是社会保障部门和扶贫办的职责。城管部门救助摊贩特困户，不说是“不务正业”，也是一种政府行为的“错位”。――不知诸君以为然否？

lianghaiying

	关于地摊大陆真的应该向台湾政府学习！

zhj8212

	观点明确，甚是如此，希望有关部门多加考虑